段义孚先生于2023年8月10日在美国麦迪逊仙逝,享寿九十有二。仅在一年前,义孚来电邮时莫名有这么一句结语:“我身体还行,不过我确实感受到年岁和土地的召唤了。”老先生还嫌不足,竟在信末用了一个自嘲的表情: (原文:“I am resonably well, but I do feel my age and the call of the earth.”)。

段义孚在书房

我和义孚自2000年代初开始书信往来,断断续续一晃竟二十余年,交流都是用英文。记得2005年初次在北京见面时,我发现义孚讲中文语速缓慢,却是字正腔圆的京调。这自然与义孚出生在天津、成长于书香门第的背景相关。时隔六十余载,重返故里,义孚笑谈从学英文到学中文的逆转:在他“从心所欲”之年,仍然保留着一套儿时学英文的卡片,即中文语汇后面注了英文——只不过现在是倒过来用,学中文了。义孚由此坦言,中文早已不足以表达自己。

段义孚何许人也?应该说,他在中国知识界,足可算一位“闻人”矣!记得不久前,一位著名建筑师在上海交大演讲时,对青年学子说他最喜欢的作者是段义孚,而且尤其爱读其《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我一时感动,当即自豪地告知这位建筑师,是我邀请并说服义孚于2005年到北京参加“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学术研讨会,算是《回家记》的促成者。义孚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踏上故土,感慨万千,返美后不久,文思泉涌,很快即成书《回家记》。

《回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月版

《回家记》英文版书影

在国内学界,我们通常将义孚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在西方学界,义孚著作等身,并收获诸多学术荣誉头衔,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达人”,却还称不上“闻人”。义孚曾经描述过美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如上过《时代周刊》封面和美国邮票的顶级“闻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对美国社会指点江山,俨然一副“家里大闺女”(daughter of the house)的派头。在和义孚多年的交往中,笔者时常私下臆测,以他的思想、才华和著作而言,假设也如米德一般对美国社会和公众文化产生巨大影响,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以义孚敦厚温雅的心态,或许本人的遐思流于世俗了。但若拿学问来提一提,义孚的学问人生似乎证明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主导下)的一个普遍现象:“达人”往往达不到“闻人”的影响度,而许多社会“闻人”,如一位睿智的比利时学者所言,他们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无任何智识(They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but understand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