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王家葵先生对本草学、药理学深有研究,担任中国药学会药史本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药与临床》杂志副主编等职务。素有“博学好古”之名的他长期关注道教研究、古代诗文、书法碑刻等领域,研究成果丰硕,著有《陶弘景丛考》《近代印坛点将录》《近代书林品藻录》《石头的心事》《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玉吅读碑》《一卷田歌是道书》《瘗鹤铭新考》等,辑录、校注的数种道教文献收入“道教典籍选刊”。而这一切,都成为他研究本草学所倚重的方法与工具,在他的本草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先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能否请您谈谈何为“本草”?

王家葵:谈论本草问题,确实要从“本草”两字开始。可以直截了当地讲,“本草”从概念上大约与“药物学”相当,故将“本草”定义为古代的药物学,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在多数时候,本草用来作为本草书(药物学著作)的专名,汉代以来的古代药学著作,绝大多数都以本草为书名,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

本草既然是古代药物学,容我稍微说远一点,对医药历史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药物疗法是先民应对疾病的手段之一,但不是主要手段。甲骨文能反映殷商人的疾病观念,治疗则以祭祀祈祷最为大宗,极少有涉及药物的卜辞。比如胡厚宣先生1943年撰《殷人疾病考》,载入《甲骨学商史论丛》,首次根据甲骨卜辞考订殷商晚期疾病发生情况。后来又作《论殷人治疗疾病的方法》,论证灸刺按摩疗法已见于殷商,其中提到:“在丰富的甲骨文卜辞中,用药物治疗的记载不甚明晰。”严一萍在《殷契征医》中也有类似看法,他说:“药物疗疾之辞,绝不见于贞卜,所见者有祈锡于上帝,有祷祝于祖妣。”虽然一些医学史家则不以此论为然,乃拈《殷虚书契续编》中卜辞“□□卜,宾贞:……疒,王秉枣”,作为殷人以枣为药的例证;又举河北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蔷薇科植物的果实种子,认为即殷商时期药物之遗存。这些都符合事实,但相较于祈祷法术,此类客观疗法毕竟不占主流。这一情况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的说法相吻合。

追溯历史,搜集食物更早于寻觅药物,《淮南子·修物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是先民觅食的真实写照。所以本来是农业神祇的神农氏,渐渐也被赋予医药职能。药物起源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不妨设想一个场景,“神农”在辨识草木滋味水泉甘苦过程中,遇到一种叶大型根黄色的植物,尝试以后,不仅滋味不佳,而且出现严重腹泻,这种被命名为“大黄”的植物当然就被作为“毒”口耳相传了。直到有一次,部落成员抱怨几天不能大便,神农回想起“大黄”的“毒”,于是建议病人少量尝试,结果可想而知,各种不舒适爽然若失,于是获得一项经验,大黄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药物治疗学由此发端。所以晚出的药物著作托名神农,固然出于“尊古贱今”的原因,但特别选中神农也非偶然。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提出病有六不治,“信巫不信医”为其中之一,这可以视为医学摆脱巫术干扰的标志。巫色彩浓厚的药物慢慢淡出,客观药物成为治疗的主流,药物疗法也逐渐流行。出土文献中《五十二病方》与《天回医简》时间稍有先后,从用药情况分析,正是药物学脱离巫文化的转折点。

《急就篇》是西汉中期黄门令史游编写的蒙学课本,其第二十三章“灸刺和药逐去邪”篇,从“黄芩伏苓礜茈胡”开始,罗列三十余种药物名称,应该是当时医家常用之品,绝大多数沿用至今。而作于秦代的《仓颉篇》,从现在残存的篇章来看,则完全不涉及药物,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客观药物疗法应开始于西汉,药学著作也应运而生。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扁鹊与仓公分别代表战国和汉初的医疗情况。扁鹊视赵简子五日不知人,疗虢太子尸厥,药物皆非主要;诊齐桓侯之疾,酒醪乃与汤熨、针石并列,也非十分突出。仓公活动在西汉早期,对文帝自述医案十余则,多数用到药物,如:治小儿气鬲病用下气汤;治涌疝用火齐汤;治热病气用“液汤火齐”;治风瘅客脬亦用火齐汤;治风蹶胸满用药酒;治气疝以灸为主仍用火齐汤调理;治龋齿用苦参汤漱口;治妇女怀子而不乳用莨药,复诊用消石一齐;治肾痹用柔汤;治蛲瘕用芫华一撮;治迵风用火齐米汁等。

药物学专著一定是药物疗法广泛实施,并有充分经验可供总结以后,才有可能产生。在《仓公列传》中,公乘阳庆传授仓公的医学著作中有《药论》,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药学文献。遗憾《药论》只存书名,具体内容则不得而知,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西汉早期《万物》竹简,年代与仓公接近,记载药名及简单功效,可算是《药论》的实物标本。

《万物》简中的药物可以分为矿物、动物、植物三类约一百一十种,其中名称完整可识九十种,能够明确归类七十六种。这七十六种药物包括动物药二十八种,植物药四十一种,矿物药六种,水类药一种。这些药物多数是我们今天仍然很熟悉和经常使用的,有一些则属古今名称有别而实为一物,还有一些现在已不再做药用。《万物》记录药物功效文字简洁,如云:“贝母已寒热也”“姜叶使人忍寒也”“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牛胆晢目可以登高也”“燔牡厉止气臾也”“石鼠矢已心痛也”等。也有一些简单配伍关系,如云:“使人倍力者羊与龟”“理石朱臾可以损劳也”“蜱蛸杏核之已痈耳也”“已以石韦与燕矢也”“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商陆羊头之已鼓张也”等。亦有毒性作用的记载,并对毒性加以利用,如“杀鱼者以芒草也”“杀鼠以蜀椒颠首也”。与《山海经》的记载相比,《万物》所记药效基本上没有巫术色彩,但质朴简略,与《神农本草经》难以相提并论,只能算是本草书的早期状态。

“本草”一词首见于《汉书》,《郊祀志》云:“(成帝初)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颜师古注:“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平帝纪》元始五年又复“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敎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两处“本草”皆指本草学术,挟本草学问以备征召者。至《游侠传》谓楼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此则专指本草之书,故言“诵读”。

但检《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凡四门,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并没有本草书的痕迹,只是经方类解题提到:“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言用草石药物组成方剂治疗疾病,此类凡十一家,如《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汤液经法》等,书虽不传,从书名可知,皆属于处方集,而非药物专书。最末一种为《神农黄帝食禁》七卷,据《周礼·天官·医师》贾公彦《疏》引作《神农黄帝食药》七卷,应该是谈论食物禁忌者,亦非专门记载药物功效配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