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由复旦大学侯体健教授等整理的《王水照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该书集结了十二篇深度访谈,在时间上覆盖了先生负笈北京大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以及复旦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这样三个最重要的求学任教阶段,在议题上则涵盖了先生在新宋学、词学、钱锺书手稿集以及文章学研究方面的研究缘起和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可以说,这本访谈录是先生对自己毕生求学、教学、研究经历的比较全面的回顾和总结。

早在1998年,王先生就出版过《半肖居笔记》,该书系由报纸文艺副刊的同名专栏系列文章结集而来,以杂纂的短文形式记录文史考论和读书心得。2008年又出版过一部《鳞爪文辑》,得名于钱穆先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鳞半爪”之语,该书在《半肖居笔记》旧文基础上做了篇幅相当的增补,收录文章是带有学术性质而介于论文和随笔之间的读书笔记和随想心得。作为宋代文学研究界的泰斗,先生撰写了大量学术著述,在学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力有目共睹。而从《半肖居笔记》到《鳞爪文辑》,再到如今的《访谈录》,这一系列文本则为我们提供了先生致力学术著述以外的文史视野,亦具有独特的学术和文化价值。

《王水照访谈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7月版

正如作家访谈能够为解读作家作品指示线索一般,这些随笔札记性质的文本首先是学者本人治学经过和方法转向的绝佳注脚。作为北大中文系55级的一员,先生在集体撰写“红皮”《中国文学史》和“黄皮”《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开启了对文学史问题的漫长观照。他被指定为“红皮”《中国文学史》宋元组的负责人,以及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期出版的首部个人著作《宋代散文选注》,都是他将宋代文学作为主攻领域的推动因素。由他主导的从唐宋文学领域对日本学人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回应,引发了“新宋学”的理论建构。与“重诗轻文”现象相伴生的一大问题是,什么样的古典散文才有资格进入到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来?文学史评价散文的标准何在?这些追问又催生了他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的浓厚兴趣。骆玉明教授曾经评价王先生的治学特点为兼有“一代之学”、“一方面之学”和“一以贯之之学”。其中的“一以贯之之学”,即是努力地体会、理解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传统,在文学研究的工作中对之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在当下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这一切又并不背离现代的和世界性的视野。体现在方法论上,则是坚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位与国族本位,同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新方法、新视野和新材料。而这些学术生产背后的关窍秘旨和方法支撑,都可以在先生的系列笔记中找到有迹可循的线索。

《宋代散文选注》,王水照选注

这些随笔、访谈不仅有助于揭示大家学者的学术履历和研究方法,其非正式(相对于学术著述而言)的文本之间也构成了某种互文性。比如,《半肖居笔记》中收录了一篇《鹅湖书院的沉思》。这篇学术随笔从先生游览鹅湖书院旧址的感受写起,怀想淳熙二年朱熹、陆九渊探学问理的“朱陆之会”,同时也揭开了此后另一场鲜为人知的鹅湖之会。南宋淳熙年间,有志光复的思想家陈亮约请辛弃疾、朱熹共赴鹅湖一会。然而,陈亮在当地滞留了十日,与辛弃疾同游鹅湖,朱熹却终未能如约赴会,辛、陈二人只得怅然分别。陈亮东归以后,辛弃疾在次日还曾带病追之,中道方弃,心中郁结别有怀抱可见一斑。但是,关于陈亮积极促成辛弃疾、朱熹两人鹅湖之会的动机、陈亮和辛弃疾在鹅湖的互动,以及朱熹未能赴约的原因,相关文献尽皆付之阙如,留下的只有陈、辛相互酬唱的五首《贺新郎》词。这篇随笔即以此五首相当受限的词作和词序为线索,加上当时有关历史、政治、学术的侧面资料,辅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审慎细致的假设推断:陈亮想要在宋孝宗独立主政期间调停朱熹和辛弃疾之间的分歧,搭建起当时最强的文武联盟,但是朱熹和辛弃疾两人不仅对光复时机和条件的政见不同,而且在文化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异,终究导致鹅湖之会的破灭。在《访谈录》中,先生就介绍了这篇随笔的构思由来,也解释了之所以把这些材料处理成一篇随笔而非正式学术论文的原因。由于这一事件至今史无明文,除了文学性的词作之外再无可以用来实证的素材,如果强行敷衍成文则多主观臆测,而就此轻轻放过又殊为可惜,未若以弹性较大的随笔文体权且录下,待日后有机会发现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验。这一处置方式彰显了前辈学者的精审智慧,以及对待学术论文的严肃立场。此外,《访谈录》重提了《半肖居笔记》、《鳞爪文辑》中曾经谈到的“鲁迅型”与“鸥外型”的研究路径的取舍问题,再申了运用国外理论观点解读本国文字须以本国文学所需为主、增进对本国文学的认识为先的判断。这些创作时间不一的文本互有联系,互为补充,虽各有其所应置入的社会文本结构,有助于我们还原相应作品和学术见解的稳定意义,同时却也指向其各自所处的社会文本总和之外更丰富的文化空间。文本中得出的结论,既有对同一个问题所展开的长期的、反复的思考,也有切中时弊的、富有针对性的侧重和调整。